【科技前沿】科技制胜:美军战略思维的二律背反

网络 201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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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美军战略史,不难发现,“科技制胜”贯穿了美军力量发展的全程。正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托马斯·曼肯所说:“近代历史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重视技术在规划和进行战争中的作用。”自一战之后,这种被美军自称为“技术乐观主义”的思维模式已深深嵌入美军战略思维,成为今日我们透视美军的一面镜子。

美军所谓“科技制胜”观,就是推崇将军事优势的获取寄托于技术领先之上,迷信军事技术手段能撬动军事战略基石,保持军事技术优势能夯实军事战略根基,抢占军事技术制高点能规避军事战略陷阱。然而,纵观历史与现实,美军是否真的从“科技制胜”观中获得了预期效果呢?未来美军是否还能籍此维持军事霸权呢?拉直这些问号,还要从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谈起。

第三次“抵消战略”背后的“科技制胜”观

2014年11月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哈格尔在“里根国防论坛”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旨在投资尖端技术与系统的“国防创新计划”新倡议,他将这个计划称为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这是美军在战略层面上大动作,谋求利用科技优势战胜潜在对手,是传统“技术制胜”军事战略思维的延续。

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构想自提出以来,一直处在不断完善和论证之中,目前尚无官方正式报告发布,其核心思想主要反映在国防部高官的系列讲话和防务智库的相关研究报告中。通过对比第二次“抵消战略”中执行的长期研究与发展项目,美国国防部罗列了新时期增强“抵消”能力的核心关键技术,旨在借助这些技术优势赢得未来战争。在2014年发布的国防部《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中,为给美军及其盟友在2030年前提供“关键的军事优势”,5个重点领域被纳入了美军重点发展清单中,分别是:航天技术、水下技术、制空权和空袭技术、防空与导弹防御技术、其它新兴军用和商用技术。该计划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组织力量探索这5大类技术新架构,其中负责新兴军用和商用技术的小组将“挖掘技术空白并设想各项技术可以提供的未来军事能力”,这映射的恰是美军利用技术突破寻求军事优势。

为确保第三次“抵消战略”中的“科技制胜”思维落地,美国国防部起草了技术路线图,希望吸引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为武器项目和投资计划注入新思想,激励技术创新,以夺回过去几十年推动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技术能力。美军此次特别强调,要高度关注支撑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所谓颠覆性技术,认为此类颠覆性技术的“成熟与扩散削弱了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

在美国经济恢复仍困难重重的当下,美军为何依然将发展的重点放在耗资巨大的军事高科技领域,“科技制胜”观是如何在美军战略思维中生根发芽的呢?

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美军“科技制胜”观

当我们回溯人类军事史试图寻找科技的影子时,不难发现当代如火如荼的高科技战争并无太长的历史。在漫长的自然中心战时代,作战主体经历的主要是体能较量、材料对抗,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不足轻重。对美国而言,其对科技助推军力发展的认识则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机械化军事革命勃兴几乎同步的一战,见证了大工业催化战争形态的巨大飞跃,也使美军洞察到了科技撬动战争的无限可能。大变革时代孕育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飞跃:一方面,《1914-1918年大战中的坦克》、《机械化作战》、《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和《制空权》等一系列不朽军事名著相继问世,为军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探索出可行的路径;另一方面,各个军兵种开始从战争中汲取营养,纷纷展开了面向新战争的准备。步兵从欧洲归来,思考着机关枪和化学战对于陆军的意义;骑兵开始发展装甲战术;飞行员则重视空中武器的威力;海军认识到在20世纪他们的力量也将依托在高技术上面:导航、火炮的改进,新型战船设计,潜水艇和鱼雷以及无线电通信的进步。由此美军感到,唯有秉承“科技制胜”观,才能在军事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经过短暂的战后和平,世界尚未从一战的余波中恢复过来,二战又为各国劲旅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力场。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莫过于实施了“曼哈顿计划”。这次以和平名义对科学家的大动员将对“科技制胜”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军民联动的研发机制也为美国战后科技崛起铺平了道路。

随后,在美苏剑拔弩张的冷战格局中,美国通过保持武器装备质量上的优势,最终战胜了苏联数量上的优势,这进一步强化了美军的“科技制胜”观。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实施了第一次“抵消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美军利用其在核武器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在冷战初期构建了强大的军事威慑体系,成功遏制了前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意图。

然而,美国的穷兵黩武并未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引发了核武库规模在世界范围内的急剧扩张,并导致美国陆军在常规作战能力上的相对退步。

20世纪70年代,得益于前期的科技进步,美军在国防部哈罗德·布朗部长及威廉·佩里副部长的推动下,实施了第二次“抵消战略”。根据这一战略部署,美军优先支持相关部门和机构发展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研制出了精确制导导弹等颠覆性武器系统,从而抵消了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在常规兵力方面的优势。以此为契机,美军随后主导建立了前沿关键技术领域的军民融合体系,进一步使“科技制胜”观深深植根于其战略思维中,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以史为鉴,我们不难看出美军对于“科技制胜”的迷恋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而想要解读当代美军实力的秘钥,就不得不对左右美军科技发展的国家之脑——军方科技防务智库——有所了解。

科技防务智库为“科技制胜”观张目

“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为美国提供了军事科技发展的范本,对战后美军科技防务智库的建设具有奠基性影响。由此出发,美军在积极探索与民间科研机构合作的同时,相继建立了隶属于军方的科技防务智库,专门针对军事需要开展研究。这些机构的运转既为美军的力量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器物,也为美军的发展进行着高瞻远瞩的指引,可以说是“科技制胜”观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NDRC)和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NDRC成立于1940年,旨在“协调、监督和组织实施与战争有关的科学研究”。到1941年,NDRC将其原有职能交由新成立的OSRD,自己则成为OSRD的咨询机构。OSRD的职责在于外包军方的科研项目,通过政府资助民间机构研究的方式助推军事技术的进步。该机构成立后,以合同的方式招募了数以万计的欧美科学家,对反潜雷达、防空雷达、机载雷达、高炮瞄准雷达、无线电引信炮弹、反潜、固体火箭、原子弹(曼哈顿计划)等军事科技以及军事医学进行研究,极大提升了美国的军力水平。

二战期间的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为战后的发展创造了政府与科学关系新的“原型”:为了国家的目标,政府授权科学家,给予科学家相当大的自主性,并通过合同的方式创建了两者之间的新联系。时至今日,随二战结束而消失的OSRD也有了新的发展形式:“军事-工业复合体”。在战时,万尼瓦尔·布什利用其在学界和军界的广泛人脉,积极引导军方与工业界进行合作科研,并大力推动国会进行不求回报的研究资助。

与此同时,布什还积极吸纳欧洲科学家参与到美国的军事科研工作之中。在冷战愈演愈烈之时,这种复合体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精准的需求定位成为美国与苏联对抗的砝码。据统计,在1952-1962年间,国防工业对各州经济的贡献十分惊人,在一些军事工业集中的州,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达到了21%-27%;到70年代,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订货更是遍及全美48个州的1000多个市镇,涉及工业部门达76个。时至今日,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已经远远超出布什当年的简单科研合作机构,而形成了包括国防部、军工企业、国会、大学等多个主体的复杂利益结合体,成为美国保持军事实力的组织根基。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个机构都是由万尼瓦尔·布什一手创建的。他在后来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提出的战略构想,直接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是美国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四大学术机构之一。

海军研究办公室(ONR)。1946年杜鲁门签署588号法令,决定在二战时期的海军研究与发明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and Invention)的基础上成立海军研究办公室。ONR的任务为“规划、培养和鼓励科学研究,重视科学研究对保持海军未来能力和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为海军科技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咨询。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成立,成为美国最早资助和管理基础研究的军方机构之一。海军研究办公室立足海军武器装备的现状,针对制约海军发展的军事技术瓶颈进行项目立项,通过项目招标吸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内部实验室参与基础研究项目,并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承包合同协调各方关系,均衡各方利益。自1946年成立至今,海军研究办公室在资助和管理基础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不仅表现在成立之后涌现出军事技术的发明,也体现在基础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是发明深海探测器、激光武器、光纤陀螺导航等军事技术;二是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做出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共有57名受资助者获得诺贝尔奖,ONR在SCI中科学论文数量和引文数量也显著增加;三是在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电子计算机、GPS等高新技术广泛地应用到民用领域。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为美国军事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推动力。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1958年2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前身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正式成立,该组织对美军的未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DARPA是美国国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组织、协调、管理机构,主要负责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性与应用性研发项目,其使命是使美军长期保持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技术优势。其研发成果包括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隐形战机、互联网等一系列革命性的创新。而在同年的7月,随着《1958年国家航空和宇航法案》的通过,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正式成立,并在随后几年内相继研制成功了探险者6号、先驱者5号、泰罗斯1号、回声1号等卫星,为美国在空间技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力。

DARPA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引领作用还不止于此,发现潜在的军事科技需求也是该机构的职责所在。在寻求创新灵感上,DARPA的项目管理人员会从多种途径获得新思想。例如,DARPA的技术机构,既注重吸收来自美国国防部咨询机构的建议,也注重吸收来自DARPA资助的技术团体的建议以及来自工业和学术界的建议,此外,DARPA的项目管理人员还注重利用大数据展开对国际技术前沿的调研,确保利用多种途径锁定颠覆性技术。

在具体的技术组织管理上, DARPA采用由上至下的过程定义问题,采用由下至上的方法发现创新灵感。具体来说,由国防部长、负责采办、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和国防研究工程局的局长专门分配任务;由各军种的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联合作战司令提出要求;征求高层军事领导的意见,了解他们最关心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研究最近的军事行动,找出限制美国部队能力的情况;与国家空间情报局、国防威胁预防局、国防信息系统局和国防后勤局等机构进行讨论;与情报机构进行讨论,诸如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与其他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进行讨论,诸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科学院等;参观军种举行的演习和试验等。正是通过上述这种多方高效协同机制,DARPA才能发现潜在的军事需求而非现实的军事需求。

美军“科技制胜”观的困境与未来

以科技为撬点,美军在力量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助推美国成为全球唯一军事大国,长期以来难以被超越。由此可以,“科技制胜”的思维模式有其合理之处和实际效果。特别是,美军的新武器装备一经研制成功,就会立即被投放战场接受实战检验。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无一不是新军事技术的试验场。经战争检验过的先进武器装备,很快就会成为实现军事战略意图的新手段,同时为战略决策者提供新的思维空间。二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先后经历了九次大调整,调整速度日趋加快。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战略演变大体可以说是十年一变,而冷战后则为三、四年一变。透过不断翻新的军事战略,我们隐约窥见了藏匿于其后军事技术发展的身影。美国历史上的海权战略、空权战略、核威慑战略,仅从其战略名称,即可发现军事技术留下的烙印。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经历了两场“烂尾”战争和金融风暴的洗礼之后,美军的“科技制胜”观似乎遇到了发展瓶颈。首先,美军在新战争中不得不面对科技无法解决的难题:恐怖主义愈演愈烈,难民问题日益严重、经济恢复乏力等等。高科技装备武装的美国大兵并没有给作战国家带来和平,反而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和紧张。进而,这也给美军的“科技制胜”观带来新困境:成本问题。据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伊拉克战争的最终成本是8146亿美元,阿富汗战争耗费6856亿美元。在此基础上,要更新美军现有科技装备所需成本更是天文数字。以航母为例,据报道,美军在建造第一艘“福特”级航母时就已在每艘同级航母上削减了50亿美元的预算,以平衡未来即将建造的另外10艘同级舰艇的支出。当失去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如此依赖高科技的美军将用什么来发展军事高科技,又如何“科技制胜”呢?

放眼未来,美军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科技制胜”还会面临更大挑战。虽然在短时间内美军依然是一只强大的力量,但已经不是从前的全球独霸态势。在其他新兴大国科技力量加速发展的态势下,美国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战略思维的逻辑起点。追求物质力量进步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身的不懈追求,但绝不能迷失于狭隘的战略思维胡同。以单一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科技制胜”观,虽然帮助美国在一定时期以强力获得了世界霸主地位,但随着科技本身的不断进步,这种优势正在逐渐被新兴科技力量的崛起所平衡。正如1940年万尼瓦尔·布什所说:“战争中的每一个革新都能被另一个革新所抵消”。因此,“科技制胜”观无法医治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顽疾,以追求“唯我独尊”为目的的狭隘科技发展只能助推霸权的自我终结。

作为美国政府在国防部下设的一个研发机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宗旨是“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意想不到的超越”。近60年来,DARPA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引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构,从成立之初的太空任务,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隐形飞机及互联网,DARPA骄人成就的取得使其在填补美军技术空白、引领世界技术潮流上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本文聚焦作为“颠覆性技术孵化器”的DARPA,通过剖析其有关颠覆性技术与国家安全的认知框架,以及主导颠覆性技术研发的独特运行机制,提出了要从基础科学、军民融合及军事变革前沿多方面切入,布局颠覆性技术研发,为国家安全扎好科技篱笆。

颠覆性技术的创新通常被认为是“游戏规则改变者”,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使命就是提供改变游戏规则的计划。作为一座架设在基础研究与军事应用之间的桥梁,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部门,永远驻守在国防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竭力张开想象的翅膀,将自己的触角伸向遥远的未来,通过原始概念创新,引领武器装备发展,以避免他国“技术突袭”,确保美国“技术优势”。也正因此,DARPA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军事工业的“技术引擎”,其成就与荣耀众所周知。互联网、GPS、隐身飞机等,这些足以颠覆战争乃至世界格局的国防前沿技术都源自DARPA的创新,正是这些创新成果奠定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

一、颠覆性技术与国家安全:DARPA的认知

2015年9月9日至11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未来技术论坛”。在这次前所未有的论坛上,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DARPA所有领域办公室主管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创新者齐聚一堂,探讨未来将要颠覆战争及世界的前沿技术。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技术领先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事实上,回溯历史,无论是DARPA成立的背景,抑或DARPA后续的进化,都标注着其对颠覆性技术与国家安全的深刻认知。

(一)国家安全领域是对科技前沿感知最敏感的领域,创新则生,守旧则死,必须拥有强烈的危机意识。DARPA的成立背景就是当时苏联在航天领域“颠覆性技术”的冲击,它让美国从此绷紧了神经,拥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具体而言,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成功升空,它犹如一颗炸弹,震动了美国朝野的心灵。《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即以《时速18000英里绕地球旋转 无线电信号确认 卫星通过合众国上空轨道》为大标题在头版作了通栏报道。同年的11月3日,苏联又送给了美国一颗更大的炸弹——“Sputnik-2”,这次成功发射还将一只名叫“莱伊卡”的小狗送入了轨道。紧接着,1957年12月6日,美国海军用“先锋”号火箭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上升仅1米就掉落发射台“以身殉国”。电视将这一惨败情景传送到了美国千家万户,联系到1957年8月苏联即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辉煌与衰败的鲜明对比,冲撞着美国的男女老少,失望与愤懑的公众情绪笼罩着美国的大街小巷,人们开始批评总统能力、质疑国家战略。

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包括任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詹姆斯·吉里安校长为总统的科技特别助理;赋予国防部负责导弹工作的官员以更大权限;促使陆海空三军停止权限之争;修改原子能法以增强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设置科学委员会。当然,除了这些间接补救措施之外,1958年2月,美国国防部签署了5105.15号指令,正式组建了专门针对航天项目的“预研项目局”,旨在加速美国军用航天计划进程,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使美国陷入恐慌与尴尬境地的事件。这个ARPA正是1972年更名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PAR)的前身机构。

站在历史深处,有时往往看不清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在前苏联灰飞烟灭多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望那段历史,我们发现,当年“Sputnik-1”的成功升空,恰似一颗偶然送给美国的礼物,在恰当的时候点燃了美国人的危机感,航天领域人造卫星之“颠覆性技术”的横空出世,使得“苏联是否已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能力?”这一硕大的问号,在促使美国反省其军事战略的同时,也帮助其迅速建立了一套国防科研机制,DARPA的前身ARPA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近60年来,从ARPA到DARPA,虽然其研发重点随历史境况不同而在不断调整,但始终不变的是,它一直站立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凭借对创新“痴迷”般的执著及良好的运行架构,作为国防科技新概念的“摇篮”,为美军孵化出了诸多尖端武器装备。

(二)国家安全领域是大国战略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为保障国家安全寻求突破性能力,必须强化对手意识。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在出席2015年9月9日至11日由DARPA主办的“未来技术论坛”时,发表了“创新与国家安全”的主旨演讲。其中,他专门强调了在国家安全领域必须高度关注对手的科技创新进展,防止其寻求不对称进攻能力。为此,他重点提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军队的优越性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永远保持下去,我们必须不断进步。……其他国家一直都在努力追赶DARPA研发的前沿技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正在进行军队现代化以缩小差距甚至超越我们,体现在每一个领域,包括空中、陆地、海上、太空和赛博空间。”[i]为此,卡特指出,DARPA作为专门研究、捕捉、提出、推进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构,必须紧盯对手,明确使命,应对挑战。

事实上,早在卡特发表这次演讲之前的2013年4月,美国防部长和DARPA局长就共同签发了《推进技术突袭: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变化世界中的使命》。这个战略文件,对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使命和职能做出新规定,确定“DARPA直属国防部,是国防部科研体系中的计划管理机构,其职能包括:调动公司、大学、国防部和其它社会科研力量开展研究;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研发项目,对潜在新技术和能力做出关键的早期投资;鼓励与众不同的思想,挑战现状,超脱或超越主流观点”[ii]。该文件还规定了DARPA未来三大战略目标,其中,第一大战略目标就是:为保障国家安全寻求突破性能力,关注潜在对手,通过支持研发“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技术,创造“下一代能力”,以便再次打破军力平衡,使对手来不及反应。文件同时规定,要以创新方式控制成本,尤其是要谋求增加对手的成本,控制己方的成本,进而提升科技战略威慑力。显然,在这里,美国国防部把研发颠覆性技术与成本战略结合起来,把节约化、经济可承受性提到战略高度,谋求通过综合施策全面超越对手。

(三)国家安全领域是与军事、战争关联度极高的领域,为赢得主动权,必须重视基于颠覆性技术的作战意识。颠覆性技术在实战中所展现出的特征只是技术创新的冰山一角,而其颠覆性的军事影响往往预示着未来作战样式的发展趋势。DARPA在技术创新上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其项目的研发不但蕴含了对技术发展走向的预见,也反映出对未来军事作战的超前研判。

以隐身技术和激光技术为例,回顾DARPA的创新史,1974年,DARPA提出有关隐身技术的构想;1975年,DARPA要求诺斯罗普和通用动力公司进行名为“哈维”(Hervey)的轻型隐身战斗机试验机计划研究;1976年,洛克希德公司战胜其它对手,赢得计划合同,并将设计的原型机命名为“深蓝”;几经波折,终于,F-117隐身战斗机于1982年交付美空军,由此开创了隐身战机的新时代。又如在很多科幻电影中,激光武器都出现在战斗机或航天器上。现在,这种技术越来越接近于现实。DARPA就宣布,他们刚刚成功完成一种科幻武器的首次测试,这种激光武器被称之为高能液体激光区域防御系统,它最终可被应用到无人机或战斗机上。另外,在去年的“短距宽视场极高灵敏度电控光发射器”项目上,DARPA则是通过非机械方法在芯片上成功实现了突破性的非机械光扫描技术,从而为新型军用和商用微型化、低成本的稳健激光扫描技术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

近期,DARPA发布了一份题为《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的报告,该报告系统总结了DARPA过去所执行的任务、当前研究的重要领域及所研发的技术在各军种的转移情况。从形式上,该报告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当前技术向各军种转移的情况;第二部分则是将DARPA在数十年里研发的部分项目以“成功案例”的方式总结了出来,并对一些技术的可实现度、成熟度,以及可能对美国军事能力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相关技术进行优先排序,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情报研究,为保持美国军事优势向决策层提供详细建议。可见,这种做法就是要强化基于颠覆性技术进行军事作战的意识。

二、DARPA锁定颠覆性技术的创新机制

从创建之初的军事航天项目到冷战中期的“星球大战计划”,从越战时期应对游击战的技术研发到海湾战争之后的情报、监视及侦察手段探索,从超音速战斗机概念、军用“阿帕网”构想到陆军的“轻标枪”导弹、海军的F/A-18舰载机、F-117隐形战斗机、“战斧”巡航导弹及B-2隐形轰炸机问世……在不到60年的发展历程中,DARPA先后成功启动了50多个重大项目,涉及陆、海、空、天各类关键武器系统和重大国防工程,在国防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留下的一串闪光的足迹。到底是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或文化基因孕育了这些创新的果实呢?这些机制涉及对新思想的“疯狂”追逐、对“信任文化”的坚守以及有利于发现潜在军事需求的协同机制等方面。

(一)“疯狂”追逐新思想。思想是DARPA的灵魂,其所谓的思想就是要“看见”人所未见的前沿问题和潜在需求。如果最初之所想都在人们“预料之中”,则仅从技术上是无法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实际上,在DARPA局长们的访谈记录中提及最多的词并不是“创新”,而是“思想”,因为思想才是颠覆性创新的稀缺资源。史蒂夫·卢卡西克(1970-1975年担任DARPA局长)就认为,“DARPA职员要像海绵一样吸收思想,不限于思想来自于谁,也不限于源头。”[iii]托尼·特瑟(2001-2009年担任DARPA局长)则坚信,“最好的项目经理必须从内心深处渴望成为科幻小说作家。”[iv]为此,DARPA采用多种方法推倒各种束缚颠覆性技术创新思想汇聚的显性和隐性之墙,打破禁锢思想的藩篱。

DARPA常常聘用领域外专家为项目经理来打破学科之墙,因为他们往往会提出一些领域内专家看似“愚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帮助研发人员跳出圈外。DARPA还通过人员轮换(平均周期为4年)聘用“新人”来打破学派之墙,并在资助项目时避免“同样的一群人资助另一群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情”。乔治·海尔迈耶(1975-1977年担任DARPA局长)也提出,“我们不关心这些好的思想从哪里来,它们可以来自于普通的学校或者来自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v]。

此外,DARPA还频换更换新人来打破禁锢思想的藩篱。DARPA的基本理念是新思想来自于新人,因此其多任局长皆认为其最重要的职责是招聘新人,补充新鲜血液,通常这项工作占其日常工作50%的时间。同时,他们认为人内在的思维惯性和惰性是创新的天敌,因而无人可以持续创新,通过人员的轮换才能不断带进新思想。于是,选择项目经理也是以创新思想为原则,不论年龄、学位学历、职称头衔和专业背景等。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经理是DARPA的核心。他们带着思想进入DARPA,全面负责为实现其思想所需的项目,平均每年研发经费大约为2000万-3000万美元。

基于这种理念,一方面,从DARPA的局长到项目经理均为临时岗位。在其不到60年的历史中,已任命20位局长,平均任期不到3年。同时,规定项目经理岗位的平均任期为4年左右,这样可以保证每年有25%左右的新人带进新思想。另一方面,敢于起用新人。基于样本数据统计,早期(1960和1970年代)DARPA的项目经理平均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1990年代后大致为45岁。例如,在DARPA信息处理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伊凡·苏泽兰于1964年被任命为DARPA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管理每年近2000万美元的经费,当时年仅26岁。现任DARPA局长阿尔提·普拉巴卡尔在1986—1993年间也曾在DARPA工作,27岁成为项目经理,刚过30岁即成为DARPA国防科学办公室代理副主任,领导14位项目经理,负责包括微电子、光学、神经网络以及生化传感器等领域的研究项目。

(二)注重“信任文化”的创新管理,宽容失败。DARPA的“信任文化”充分体现在它的结构特点与创新精神上:从结构来看,DARPA的机构设置呈现出典型的扁平化特征,在项目经理与DARPA局长之间只相隔一个中间管理层——业务处长,如果项目经理想要资助某一项目时,只要通过自己所在的部门的业务处长和DARPA局长两个人同意即可。因此,DARPA的项目经理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去选择和资助他所在领域的有关的创新研究项目。

众所周知,由于惧怕失败也是束缚创新思想的隐性之墙,DARPA的信任文化尤其注重对失败的宽容与呵护。根据托尼·特瑟局长估计,大约85%-90%的DARPA项目未能达到其全部的目标。罗伯特·弗萨姆(1976-1981年担任DARPA局长)回忆起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被一位国会议员问过这样一个出乎意料而又极具洞察力的问题:“弗萨姆博士,请你告诉我在技术开发过程中你们已经失败了多少次、失败于哪里以及为什么失败?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DARPA不是进行知识或技术前沿的研究,就不需要DARPA。……而衡量是否在前沿的方式就是多长时间你失败一次。”[vi]因此,DARPA在选择资助项目的时候以其是否包含新思想为其重要准则,倾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因而不采用常见的规避风险的项目评估方式。例如,不采用学术界常用的同行评议方式,因为他们认为颠覆性创新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共识”毫无关系。他们也不像商业创新那样常常进行态势分析(SWOT分析法),因为那是规避风险的工具。DARPA打破成败之墙的理念与文化使得在科技前沿模糊地带的思想得以不断被尝试,而不是因为惧怕失败而将这些思想拒之门外。

(三)充分利用协同机制,发现潜在的军事需求。就理论而言,军事需求与技术推动好似驱动武器装备发展的双轮,但在现实中,各军兵种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往往会提出各自的军事需求,而这些需求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各军兵种会故意夸大其重要性;二是不能顾及长远潜在需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即可发现DARPA为探索颠覆性技术创新而独立评估需求的重大意义。可以讲,DARPA的研究并不以满足军方的现实需求为目标,而是以探索国防科技的新概念而著称。它虽然归属于国防部,但却独立于各军种,与美国海、陆、空军都是客户关系,其主要责任是感知军方的未来潜在需求,而不是去验证军方提出的现实需求。当然,在提出需求的过程中,DARPA会依赖其与军方广泛而长期的联络网,进行充分的思想交流与碰撞,甚至直接参与到军方的一些军事演习中,竭力探索未来的潜在军事需求。

具体而言,DARPA所从事的国防预研项目在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之余,也必然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因此,如何最快速、最准确地发现那些潜在的军事需求,这对于DARPA来说是最富挑战性的一项工作。在寻求创新灵感上,DARPA的项目管理人员特别重视利用协同机制从多种途径捕获创新灵感。例如,DARPA的技术机构,既注重吸收来自美国国防部咨询机构的建议,也注重吸收来自DARPA资助的技术团体的建议以及来自工业和学术界的建议,此外,DARPA的项目管理人员还注重利用大数据展开对国际技术前沿的调研,确保利用多种途径锁定颠覆性技术。

在具体的技术组织管理上,通常而言,DARPA采用由上至下的过程定义问题,采用由下至上的方法发现创新灵感。具体来说,由国防部长、负责采办、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和国防研究工程局的局长专门分配任务;由各军种的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联合作战司令提出要求;征求高层军事领导的意见,了解他们最关心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研究最近的军事行动,找出限制美国部队能力的情况;与国家空间情报局、国防威胁预防局、国防信息系统局和国防后勤局等机构进行讨论;与情报机构进行讨论,诸如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与其他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进行讨论,诸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科学院等;参观军种举行的演习和试验等。正是通过上述这种多方高效协同机制,DARPA才能发现潜在的军事需求而非现实的军事需求。

三、国家安全视阈下布局未来颠覆性技术的战略着眼点

国防科技创新能力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努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就要搞好颠覆性技术的谋划与储备,通过机制创新、理念创新及人才创新等,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牢牢掌握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命脉,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

(一)重视颠覆性技术背后的基础科学。伟大的抽象派数学家哈代曾经自豪地说:“我从未做过任何‘实用’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我的科学研究被发现有过,或者可能有过对现实世界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哪怕是一点点不同。……如果用现实的标准来衡量,我从事的数学研究的价值为零……”[vii]不过,哈代显然是谦虚了,抽象数学在军事领域有许多实践性的应用,密码术和电子保密技术就是其中的代表。这折射的道理其实就是基础科学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我国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也十分强调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曾说:“科学的发展永远离不开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尤其是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更有必要加强基础研究。……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之所以在6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期,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这是与50年代所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培养出一批理论功底较深的专业人员,如果没有在反应堆、加速器、核探测技术,以及核材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国要独立研制核武器并取得重大成就是不可能的。”[viii]

近年来,有关颠覆性技术的评介预测连篇累牍。我们当然要重视颠覆性技术,但更要重视颠覆性技术背后的基础科学进展。比如,人类科学史上日心说对于地心说的颠覆,量子力学对于经典力学的颠覆。科学的法则,就在于它可以被证伪,这个过程就是颠覆人类思维方式的过程,也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只有注重颠覆性技术背后基础科学上的建树,才能从根本上赢得战略对抗的主动与先机。

(二)下好颠覆性技术研发的军民融合“一盘棋”。颠覆性技术,又被称为破坏性技术,其本身就是由非军方最先提出的。199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克里斯滕森首先提出这一概念。为了表达那种咬牙切齿的效果,颠覆性技术这一种提法,后来在军事领域更受青睐。美国军方于2014年也推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重点发展能够“改变未来战局”的颠覆性技术群优势的第三次“抵消战略”。

在新的形势下,搞好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做好体制机制改革意义重大,特别是要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注重顶层设计,统筹军民创新资源,特别是要打破垄断壁垒,吸纳社会科技力量,建立军方主导、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运行格局,真正把国防科技创新的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天地,将强军兴军的种子根植于肥厚的社会沃土。

(三)关注军事变革前沿动向,抢占战略制高点。科技创新是军事革命的基本动因,每一次军事革命的发生,都是源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正进入深水区,孕育新的重大突破,尤其是伴随着无人化技术、空天技术、大数据技术、激光技术、生物科技、脑科技等战略前沿技术的蓬勃发展态势,军事领域的较量已暗潮涌动,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纷纷抓紧谋划,布局未来。美军依托新概念技术,提出了所谓的“自主战争”“无炸药战争”“影子战争”等新作战理论,这些也都对我军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布局研发颠覆性技术,就要关注军事变革前沿动向,抢占战略制高点。尤其是要认识到,军事对抗是进攻与防御的矛盾运动。要达到制衡对手、赢得主动的目的,基本的逻辑前提就是要把握军事对抗的攻防矛盾运动,它包括军事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战争攻防对抗的可转换性,作战体系结构的非均衡性等方面。其中特别是要利用军事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跳出在别人发展版图上找路子的窠臼,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研究梳理具有重大支撑引领作用、具有重要军事应用前景的技术领域,从培植武器装备新增长点的高度,谋划颠覆性技术创新,抢占国防科技的战略制高点,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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